姚 遥

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治理、中美关系、外交决策等。

2018年12月，王岐山副主席在“2018从都国际论坛”上指出，历史的苦难辉煌是现实的源头活水，“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深切的渴望”。中国人是有历史感的伟大民族，源自历史的中华传统文明一直是新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认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软实力”所蕴含的理念，其实中国古已有之。儒家学说重视“柔”的力量，《说文》中阐释：“儒，柔也。”汉代郑玄在《三礼注》中阐释《礼记•儒行》：“儒之言，优也， 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可以说，中国人是最早认识并运用“软实力”的古老民族， 一直提倡以文教力量“怀柔远人”。因此，奈所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在中国引起广泛回响，绝非偶然。早期，“soft power”曾被译作“软权力”“软国力”“软力量”，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王沪宁最早于1993 年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题为《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权力》的学术论文，提出“软权力更加依赖 于国际上对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多边主义与共同发展的坚定支持者。然而，西方世界总有一些敌视中国的舆论，“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交替盛行。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强大，“中国崩溃论”自身率先崩溃。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不断改头换面，成为一些西方“舆论领袖”对中国外交品头论足的原始脚本。

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源自传统文化的新中国外交理念呢？

中华传统：调和群己，立己达人

以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的中华传统文明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去年，我在为一个由各国外交官组成的培训班授课时提问：“按照孔子的儒家思想，一位君子的生命意义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全班50多位外国学员，绝大多数举手表示“当然是为他人”，一位来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十分自信地补充：“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中国的传统就是为他人而活。”然而，真理有时握于少数人之手。实际上，孔子在《论语》和《礼记》中留下的教义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为己”的本性，因此学习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人格，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然而，孔子同时强调，“自己” 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人可以“为己”，但同时   也不能离开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便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便不能只是孤立生活、不顾他人，只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才是完善自己、修成君子的唯一路径。

“立己达人”的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阐释：“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换言之，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关注他人的利益，这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因，而是在中华文化看来，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你自己发展，甚至你的发展是以别国的不发展为代价的，那么你的发展和繁荣一定无法长久，甚至最后会衰落得更惨。这其实才是中国外交理念最根本的核心意涵。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与世界各国营造相通的话语体系，找寻超越传统霸权路径与话语模式的新视角，实践一种能够调和群己利益、协和万邦关系、共护天下苍生的“群体导向”的新型世界观。一言以蔽之，中国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强调一国在国际关系中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面对弱者：济弱扶倾，授人以渔

长久以来，对于中国外交运用软实力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不懈努力，某些西方学者视而不见。2018年，一些美国学者发明了“锐实力”的概念以批判中国的“软实力”，背后逻辑无非是只要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不同，就“没有合法性”。再如，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2015 年发表了乔治 • 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的批判长文——《中国的软实力攻势——寻求尊重》，其中援引了几份国际民调以作为中国软实力失败的印证。实际上，沈大伟故意忽略的是，在各类国际民调中，亚非拉国家对于中国的正面态度显著较高。对此，大部分公允的美国人心知肚明。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回忆中美建交时曾说：“有了中国这个朋友，还会有个很有意思的潜在的好处，中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信誉非常好，我们把同中国的合作看成是促进和平和加深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一个途径。”

如何面对身处弱势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

2017年1月，约瑟夫•奈教授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认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不可或缺，因为其使“弱小国家获得了体制上的机会，享受着美国威力所提供的庇护”。奈的说辞既回避了美国强权政治的历史实践，也忽视了跨国垄断资本的时代特征。“自由世界秩序”的确支持全球化，但正如曾与奈合著《权力的相互依赖》的杜克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所言，真正的问题是“资本劫持了全球化”。加州大学教授佩里•安德森更是一针见血地指明，实际上“自由这一词汇所指的并非公民的自由，而是资本的自由”。冷战结束后，强权和资本以援助为诱饵， 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了以多党制、私有化为前提条件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实质上是通过分而治之、收买上层的方式削弱其自主能力、抄底其国家资源。

几十年来，“资本全球化”既无心也无力解决好对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甚至在发达国家内部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美、英等国出现“逆全球化”的民粹势力与退群浪潮。  为了把世界从“逆全球化”的暗流中解脱出来，同时又不退回到“资本全球化”的老路上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实现全球性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工业化能力，又助力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投资与就业增长，同时也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产能、技术与标准输出，推动世界经济脱虚向实，最终形成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良性循环。

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访问非洲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理念：一是筑巢引凤，即把基础设施搞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实现非洲经济起飞；二是授人以渔，即一时的援助是有益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非洲朋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打造自己的工业化体系。此后，中国提出的中非“六大合作工程”和“三大 网络建设”，成为对上述两个理念最好的诠释与落实。简言之，以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理念观之，风物长宜放眼量，强国帮助弱国实现工业化，既有利于弱国增强自生能力，更有利于强国实现持久繁荣。

面对强者：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当前，一些西方舆论认为中国将走上“国强必霸”的强权老路，甚至会挑战和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遗憾的是，这种带有自我想象的无端猜忌正在无限蔓延，并且放大了老的矛盾、催生了新的疑虑，也使中美两国解决具体问题的努力变得更加艰难、遭遇更多阻力。

实际上，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也不会挑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为什么中国不会取代美国？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今后也不会成为另一个美国。1974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郑重宣示了中国人民的外交理念与文明传统，时至今日依然代表着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前，中国与美国同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然而，两国对于“大国”的理解不尽相同，外交理念的分野十分清晰。在中国官方的英文翻译中，大国译为“major country”，不同于美方“great power”或“major power”的表述。以中国外交理念观之，“大国”不代表可以任意主宰他国的“力量或权力”，更多意味着尽力帮助他国的“道义和责任”。2017年3月，王毅外长在两会记者会上明确澄清，中国“不认为应把国家分为领导和被领导”，与其说“领导”，不如讲“责任”——大国拥有更多资源、更大能力，理应承担更多责任，作出更大贡献。

然而，中国无心争霸，美国却依然感到焦虑。2017年9月，特朗普总统在其42分钟的联合国演讲中，21次提到“主权”一词，不断强调以“主权国家的伟大苏醒”来解决国际问题。实际上，威胁美国主权的不可能是中国，而是一定程度上凌驾于美国强权之上的跨国垄断资本。

“资本全球化”如何使传统强权的利益受损，以至于过去高谈“人权高于主权” 的美国也大呼“主权第一”？战后，在跨国资本的嵌入式影响下，美国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有积极方面，促进了科技进步和文化传播，扩大了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然而，由跨国资本主导推动的不公平、不均衡、不普惠的经济全球化，同时也给主权国家及其民众带来了种种危机，造成了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巨大鸿沟。比如，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当今世界90%的国际贸易通过海洋进行，全球产出的80%来自于各大陆沿海一百公里的狭窄地带。于是，“资本全球化”使海洋国家、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而陆地国家、内陆地区却长期贫穷落后。即便在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大都居住在中西部内陆地区，而希拉里的支持者则大都居住在东西海岸地区。毋宁说，“资本全球化”最终在其发起国——美国——也引发了实业空虚、贫富分化、民利受损、国力下降的结构性 问题，并最终引发了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

特朗普总统不断渲染，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受益却使美国吃亏。其实， 最大的受益者，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跨国资本，反映的是“顺差在新兴市场，利润在跨国财团”的国际贸易格局。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直言：“虽然我们是贸易顺差，但是企业生产的利润90%是美国企业拿走，中国企业的利润只有2%—3%。”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根本的前提是政府捍卫主权、人民辛勤劳动；即便如此，其收益与付出依然不成正比。

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特别指出，要携手使世界经济增长更加包容，必须处理好“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解决产业升级、知识和技能错配带来的挑战，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只有将上述这些工作做好了，才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下阶段，中国与美国应共同努力解决时代难题。比如，处于美国社会结构金字塔底部的“三中一少”群体——中青年、中西部、中小企业和少数族裔——他们都是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受损、受辱的阶层和群体，承受着美国去工业化的苦果与困境，中美政府应各展所长、互补其短，着力在教育培训、就业创业、分配机制等方面推动两国民间密切合作。

近年来，福耀玻璃集团在美国中西部的代顿市设厂并组织中美两国工人开展技能比赛、阿里巴巴集团在底特律向 3000 多名美国中小企业代表宣介中国的电商市场、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十万强”项目接收美国少数族裔家庭的青少年来华留学或参加职业培训，都成为值得肯定、总结和进一步引导的民间外交新举，有助于真正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

结语

作为美国软实力的象征之一，好莱坞电影善于抓住人心。传奇明星玛丽莲•梦露曾主演过一部名为《热情似火》的喜剧电影，其中贡献了一句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经典台词——“无人完美”。审视当下，中国有中国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无人完美”但“各有其美”，两国应更多欣赏对方的长处、改善自己的短处，由此才可能共建一个值得期待的“美美与共”而非“丑丑与共”的人类世界。展望未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各自辛勤劳作、彼此支持互助的多边国际体系，其中当然包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包括了“让美利坚再度伟大”。如果你真正理解了“立己达人”的中华文明传统，就一定会对  中国外交推动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发展的本质理念充满信心。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获取转载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