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上海市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和康涅迪格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全球治理、援助与投资、产业政策等。

多边主义的历史很长，但真正形成制度化运行则是在二战后。二战后的世界经济满目苍夷、四分五裂，但是在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和国际规则的约束下，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并走上稳定增长的道路。冷战的结束更是让多边主义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放松了对本国市场的保护，融入全球市场， 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目前，价值链贸易已经占到全球贸易的60%以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经济格局已然形成。

多边主义的危机

但是，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今天，多边主义却遭遇严重挫败。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大幅放缓，贸易自由化推进遇到极大阻力。从2009年到2018年，全球一共启动近15000项贸易干预措施，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作为战后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美国放弃多边主义的意愿尤其强烈。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先后决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等，并对许多国家加征关税和实施贸易战。在许多欧洲和拉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也日趋高涨。联合国的捉襟见肘和 WTO 贸易谈判的折戟沉沙，让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受到质疑。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已经高度融合的今天，多边主义会面临如此大的危机？

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动的参与者。发达国家能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得益于其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承受外来冲击的能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然而，自20世纪末期以来，以七国集团(G7)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放慢。从1980年到2018年，七国集团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62%下降到46%；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例则从24%上升到40%。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上升不仅反映在经济总量上，也体现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上。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仅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8%，目前已达到70%左右。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绘了三种状态的经济体：进步状态(progressive state)、停滞状态(stationary state) 和衰落状态(declining state)。18世纪末期， 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欧洲和美国正处于活力十足的进步状态，而中国则是即将衰落的停滞经济。这个局面今天倒转过来了。许多欧美发达国家陷入停滞状态，正在由富变穷。发展中国家则发生了较大分化 : 少数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迅速，正在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处于中间层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产业政策空间不断缩小，实现经济赶超的难度更大，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很大。处于底层的欠发达国家面临缺乏发展动力和国家能力的双重困境，脱贫任务艰巨。随着国际经济结构的演变，多边主义的动力和阻力也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下降，发展中国家开始积极寻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

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

在过去的近30年中，全球减贫成绩突出。处于人均每天1.9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全球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0%，但是距离SDG提出的在2030年前全面消除贫困的目标还很远。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最新报告，全球有高达23% 的人口处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多方面贫困(MPI)中。其中三分之二（8.86亿）分布在中等收入国家，剩下的三分之一（4.4亿）分布在低收入国家。

发达国家尽管没有被绝对贫困问题困扰，但贫富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在全球化的黄金二十年期间（1988-2007），发达国家处于下中产水平的广大人群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处于收入顶端的1%的富人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在美国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1979年到2007年，最富的1%同其余99%的收入差距增加了3倍。

对于贫困问题，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发达国家提供的国际援助。但是，国际援助的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需求，更不可能帮助这些国家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估计，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17项目标，光是发展中国家就需要每年至少投入2.5万亿美元。而发达国家的ODA总投入每年仅为150亿美元左右。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超过7亿人口脱离贫困。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导致贫困减少最根本的原因，而工业化则是中国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理论上说，工业化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和追赶的必经之路。随着技术和资本从先进国家向后进国家的扩散，后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的增长速度都会高于先进国家，从而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最终出现发展趋同。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国家之间的发展趋同不是常态，而是例外。经济追赶只发生在少数初始条件条件较好的后发国家中，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没有成为助推经济发展和追赶的动力，“去工业化”反而变成共同面临的问题。除了少数亚洲国家外，工业在创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都呈现下降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变得更困难。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难问题。对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是导致制造业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放大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效应，但却让技术升级变得更困难。工业化本身已经难以实现创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的双重目标。这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更多的挑战和变数。

这些发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需求变化和竞争加剧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过早出现去工业化主要原因。 技术进步冲击最大的是低技能行业。不仅许多工作机会消失，而且工资水平也在下降，尤其是那些最容易被数字技术替代的行业。然而，在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社会福利难以维持的情况下， 贸易自由化和外来移民更容易成为国内问题的替罪羊。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普遍上升，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阻力。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多边主义？

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联合国推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把发展问题作为全球共同目标。这意味着，发展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问题，而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面临着的共同挑战。如果缺少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框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否持续发展将会是个问号。

传统的多边主义定义是“三个或以上国家政府协调运用共同达成的原则处理国际事务。”多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互惠扩散”(diffuse reciprocity) ，让更多的国家都能享受合作开放的红利，具有较大的包容性。WTO对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与之相对的单边主义和双边主义则是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外交政策的宗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理论上说，“互惠扩散”的多边主义可以让所以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获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是不均衡的多边主义，国际事务被几个大国控制，小国和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充分代表性的。

21世纪多边主义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其中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消除深度贫困。在过去10年中，全球财富增加了80%（从200万亿美元增加到360万亿美元），但拥有不足1万美元财富的人口总数却几乎没有减少，达到30亿。尤其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比例没有减少。因此，全球化真正的问题不是财富创造问题，而是财富分配问题。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发展导向的全球化，世界不光需要互惠扩散，更需要发展扩散 (diffuse development)。

值得欣喜的是，许多国家正在试图重振多边主义。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国家成为自由贸易的主动捍卫者，不仅因为它们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而且因为他们认识到平衡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扩展，尤其是对扶贫减困的重视。

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法德两国正式提出建立“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引发对多边主义的关注。11月，历时7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CP) 谈判基本达成。这个包括15个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覆盖全球1/3的总产值，是在WTO多边贸易谈判迟迟无法推进情况下的另辟蹊径。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努力，还应该包括政府与民间、传统和新兴国际组织、国家与区域之间在国际事务上的协调。换而言之，世界需要全方位的多边主义。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获取转载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