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获波尔多大学法学院政治学博士，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发表过中文专著 8 部，英文专著一部，发表过学术论文数十篇，在各种全球性报纸、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数百篇。用英文、法文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

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是，某些问题的全球性特性突出，但解决这些问题却仍用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两者之间明显矛盾。如气候变化显然对所有国家都有影响， 有些国家对气候变化的作用不大，却要承受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又如，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各国蔓延，许多国家无力单独控制这些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然而，当我们企图在我们熟悉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时，许多问题却显得无解。如何才能找到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钥匙，如何才能达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共识？

努力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

人类历史上，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仅20世纪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2000多万人受伤；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近6000万人死亡，1.3亿人受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建了两极世界，展开了冷战。虽然核恐怖平衡阻止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但两个世界的格局却阻止了人类社会的顺畅交流。

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加快，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大。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这种纽带，维持一种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国际秩序。

在国家集团占上风时期，集团内部有等级之分。担任领导的国家不仅享受着支配其他成员的当然权力，并与其他加盟的国家之间保持着一种不太平等的关系，通过集团内的“国际分工”来享受超额好处。发动战争是争取权力再分配的形式，或是为了打破集团内的势力平衡，或是从其他集团争取更多成员，获得更多的利益。

然而，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和平竞争成为主流，可以代替战争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全球经济休戚与共的状况有了更深的认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整个东亚国家都受到影响，随后便诞生了10+3的清迈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大衰退，20国集团首脑聚集一堂，决定共同使用“刺激经济计划”，避免贸易保守主义回潮，使全球避免了一次断崖式的萧条。可以想象，如果在这次大危机中各国之间不合作，而是以邻为壑，向外转嫁危机，那么这场危机完全可能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导致国家集团的形成，并最终引发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再次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灾难。

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喜欢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来看问题。于是，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的一些战略家们便开始担心“修昔底德陷阱”。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即使出于对丧失霸权的担心，美国也可能要想办法联合其他国家围困中国。这种企图最终会引起中国的反抗，从而导致中美之间的大战。但中国领导人却不是这样想的。

2015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说；“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想出  来的办法就是逐渐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中共的 十八大报告中提到：“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 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下旬，刚刚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首次出访俄罗斯。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5年9月下旬，在联合国举行成立7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时，习近平主席访问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详细阐释其核心思想。

当今世界面临着诸多的全球性问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这些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经济条件如何，大家都面临这些现实问题的挑战，必须共同努力，找到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因此，中国提出的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开始受到国际舆论的注意，并逐步获得国际组织的认可，被写入联合国文件。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以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5个领域，那就是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和生态。

在经济领域，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合作，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互相补充，世界才能发展得更好，才能达到互利共赢。南方与北方的国家只有更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平等、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才能使世界走向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共同进步。

在政治领域，世界各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向更加民主、更加公正、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世界上的主要大国要能够共同承担负责，共同协商，共同治理这些全球性问题，而不是去结成新的集团，互相拆台， 破坏国际合作。

在安全领域，我们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独立处理安全事务的自主能力，反对大国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武力干预或威胁，同时也要促进各国进行多种形式的安全合作，维持地区与全球的安全与和平。

在文化领域，中国一直主张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主张各国能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促进和保护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民族化。中国希望世界各国的文化都能抱着开放包容、继承创新的精神，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生态领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破坏了这个地球，整个人类都无法生存。世界各国应该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危机， 构建“天人合一”的世界，共同走绿色发展道路，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要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就必须建设相应的国际制度与体系。中国支持现有的联合国体系，希望联合国体系能起到更好的全球治理作用， 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中国积极配合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支持多边贸易自由体系，并积极组织和参加与多边贸易体系并行不悖的地区多边贸易体系。中国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公约的坚定支持者，积极配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联合国计划。可以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与环境友好的生态经济方面，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

当现有的国际体系无法满足需求，无法解决现有的全球性问题时，中国也积极探索其他的国际合作途径。比如，中国意识到世界银行及其地区发展组织无法满足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便倡议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获得了包括欧洲在内的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弥补了现有体系的不足。

中国不想“另起炉灶”，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分庭抗礼，而是想弥补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不足，提供现有国际体系满足不了的服务功能。这与中国谚语中讲的“两条腿走路”的逻辑是一样的。当现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体时，我们不能坐等着“天上掉馅饼”，而要努力去创造符合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各种机制。

亚洲文明的回归提供了新的地区治理榜样

21世纪世界经济最大的变化就是亚洲的集体崛起。与19世纪欧洲工业化的时代及20世纪美国工业化大发展时代不同，亚洲国家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文明国家的基础上。文明国家的处世方法与民族国家有很大不同， 也决定了未来亚洲地区的发展一定与欧美地区不同。

欧洲的工业化陪伴着殖民主义的发展，欧洲国家把大片亚非拉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占领这些市场，输出工业制成品，在从这些地区引进廉价的资源。在殖民地垄断经营，是欧洲列强在海外战争的主要原因。两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国家形成了特殊的投资与贸易集团，这绝非偶然。

美国工业化崛起时，世界市场已经被欧洲列强瓜分。美国是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进入世界市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它强迫其他国家放弃了那种建立自己独特贸易体系的办法，挑头建立了一套全球治理体系——联合国体系，并以此来调节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美国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它有最强大的工业生产体系和最大的黄金储备。但美国建立的这套全球治理体系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发展起来也靠的是这套全球治理体系。亚洲国家是在这套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也愿意继续维持这套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与印度都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发展起来的，而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亚洲的面貌。在欧洲工业化前，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以亚洲为中心的，而中国及印度的工业化又使世界经济的中心向亚洲转移。亚洲古老文明之间有和平共处的传统，因为亚洲国家是“文明型国家”，各种族群和谐生存，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中国从印度取回来了佛教，再融合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产生出了“禅 宗文化”，而禅宗又输出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形成了整个东亚地区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亚洲文化强调克俭、勤劳、和集体主义，强调互相帮助以达成家庭兴旺，最后有助于国家的兴旺。

当我们回顾这些年亚洲地区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追求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是亚洲地区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共同体，已经建立了许多地区合作的机制，合作达成更好的发展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

中国与印度这些亚洲文明国家不会在意“修昔底德陷阱”，它们关心的是如何向更好的生活方向发展，如何才能使国家更加富强。建立在这些价值观基础上的亚洲国家是可以靠共建利益共同体来化解矛盾的，亚洲发展会成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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