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2007-2013），现为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参事。担任多个社会兼职，包括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市国际战略学会会长。发表国际问题专( 合) 著20余部和论文百余万字。

多边主义本是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席卷全球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特朗普政府力推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下，正在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全球治理和多边主   义作为历史发展的潮流将继续冲破艰难险阻而奔腾向前。

多边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全球治理作为人类对天下大治的理想和追求存在已久，存在于世界各大文明之中。500 年前，在世界变迁大浪的冲击下，人类社会开始迈向全球化。100年前，人类社会又开始了“国际治理”的进程。30年前，现代的“全球治理”终于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多边外交和多边主义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30年来，多边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和世界各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单边主义思想和行为的膨胀和不断发展，以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席卷全球，多边主义正面临新的考验和曲折。

2017年，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后力主美国优先，大力推行单边主义。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已经退出伊核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导条约等国际组织或机制，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程序，甚至还多次威胁要退出世贸组织。特朗普政府把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至极点，严重冲击了全球治理的思想、机制、规范和舆论。

欧洲在战后基本上承认多极世界和信奉多边主义，这是欧洲的内外环境、历史教训、现实需要和未来方向所决定的。面对全球治理的巨大挑战和美国单边主义的严重干扰，欧洲加强同中国进行多边主义的协调。但由于欧美联盟、西方中心和欧洲自身利益等因素，欧洲的多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此外，大多中小国家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中小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它们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但大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主张和力推多边主义，旨在不同地域和领域范围内的联合自强。但它们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和挑战：一是大国权力制约中小国家多边合作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表现和影响力。二是一些中小国家多边合作的自评估与他评估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三是许多中小国家参与全球和地区多边合作能力受到自身实力的束缚。四是在中小国家内部经常因不同的利益诉求而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中国倡导多边主义的动因和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多边外交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不断深化，并且越来越多地上升为理性认识和自觉行动。在当前新一轮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争已经超出单纯的外交方法途径之争，而是国际关系的方向、目标和道义之争。

近些年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需要负有更大的责任和担当。在此新形势下，中国与时俱进地强调了多边主义及其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

首先，中国坚信多边主义是时代发展主流。多边主义制度的建立象征着现代国际关系向更民主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其次，中国认为多边主义是当代重大的课题。中国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多边主义不能停在口头上，而要落在行动上。当前要做的是，各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贸易规则，共同推动以对话协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共同应对好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与挑战。

第三，中国在践行和推进多边主义时，主要依循以下基本路径：一是在确保既有多边进程不停顿、已经取得的成果不倒退。二是维护和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中的权益。三是中国在推出重大倡议时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未来发展趋势和努力方向

全球治理是项综合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需要长期坚持多边主义，充分调动国际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抓住历史机遇和善于应对战略挑战。

（一）抓住全球治理的历史机遇。国际社会应当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全球治理问题，强调要抓住机遇和顺势而为。

首先，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的历史机遇。30年前，西方国家提出和主导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机制。30年来，全球治理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新兴市场国家为先导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的总体力量对比、理念战略、建章立制、话语权和参与热情等方面正在迎头赶上。更有甚者，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势头强劲。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和时代发展的方向，它们主张基于合作共赢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为新一轮的全球治理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其次，全球治理客观需求的发展机遇。当前，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的需求和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改变全球治理严重滞后的局面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日益迫切的议事日程。落实联合国 2030 议程、维护巴黎气候变化条约、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应对新公域的挑战、促进科技创新等都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社会及其各类行为体在应对这些客观需求之时，应当抓住历史机遇，在不断发现问题和应对问题上不断推进全球治理的进程。

最后，全球治理具体实践的理性提升。国际社会及其各类行为体在面对不断产生而且深化的全球治理问题时加强了理论思考。正如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要在困惑中研究“世界到底怎么了？”

（二）充分认识和妥善应对挑战。全球治理的机遇和挑战总是同时存在和相互转化的，而在当前挑战正在增加和趋向严峻之时，国际社会更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和合力应对。

在全球政治和安全治理方面，国际社会及其行为体面临环境、能力、机制和理念的挑战。一方面，主要行为体对全球治理的政见分歧明显，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突出矛盾，安全环境趋向恶劣，局部冲突和暴恐威胁增多，全球政治和安全治理的任务日益加重。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应对机制和能力却远远滞后。联合国的权威不断遇到挑战，国际安全机制频受美国退群的困扰，基于“寻敌”的军事联盟和谋求合作的安全架构形成巨大的战略对立和战略抵消，国际安全军事机制改革陷入举步不前的困境。

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国际社会正面临动力不足和势头趋弱的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度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机制改革进入徘徊期而进展不大， 一些西方国家还利用世贸组织的改革而加大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进行体制机制的制约。此外，世界经济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恢复和反弹增长后放慢了增长的势头，许多主要经济体忙于内顾而减少了对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动力和关注。

在全球非传统威胁治理方面，缺乏国际思想共识和国际行动协调成为当前的突出挑战。在21世纪头十年，全球非传统威胁凸现，国际社会将此列为重点关切，并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和种族主义、大规模自然灾害和传染疾病等问题上形成相当程度上的共识和采取一致行动。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及其弊端日益暴露，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伴随着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大有压过对全球非传统威胁治理之势，再加上美国的主要战略关注从恐怖主义转向中俄等战略竞争者和对手，国际社会对全球非传统威胁治理的关注明显下降，机制建设、战略对接、政策协调、舆论宣传等大不如前了。

在全球文化和教育治理方面，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和推进各国文化交融的平衡和平行发展成为突出难题。首先，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正在遇到挑战。西方文明优越感实际上否定了文明多样性的必须和必要。其次，国际文明交流对于文明多样性是把双刃剑。许多非西方文明在不利环境下面临生存和消失的危机。第三，全球文化和教育治理需要责任和担当。国际社会更要加强全球文化和教育治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奠定长远和牢固的基础。

（三）避免认识和行动误区。国际社会在坚持多边主义和改善全球治理的进程中，需要坚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实践和理论自觉性，特别要排除以下各种错误理念和思潮的干扰。

1、“中国独大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中国既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要取代美国独霸世界。

2、“中美共治论”。2008 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 • 伯格斯滕提出了“中美共治”这一理念。对此，中国明确表示“两国集团”明显不符合    世界多极化的潮流，也有悖于中国一贯不称霸的坚定国策。

3、“中欧引领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多边主义意愿下降，世界舆论出 现了中国和欧盟合作引领全球治理的观点。但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欧不能引领世界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点：首先，自 2009 年欧债危机发生以来， 欧洲对华认知的两重性也愈益偏向对中国崛起的怀疑一面。第二，在“有原则的务 实主义”外交方针的指导下，欧盟的对华保护主义日益凸显，中欧经贸关系面临挑战。第三，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结构没有变化，欧盟对外战略的基石仍然是北约。第四， 欧洲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合作”和中俄      欧三边关系。第五，欧洲人对华存在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最后，欧盟引领全球治理的雄心受制于其内部的挑战。

4、“集团对抗论”。在当前极端化和对立化的世界性社会思潮中，集团对抗论和新冷战思想再次凸现。一是“四国机制”旧调重弹。二是冷战旧调重弹。三是世界重新陷入两种科技和经济集团的对立。

综上所述，在当代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风云际会中，广大国际行为体正在重新审视多边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涌现出许多与时俱进的新举措、新认识和新界定，这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成果。展望未来，世界各国的多边主义不仅要在自身丰富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且还要在吸收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争取在国际交流、交汇和交锋中成为真正的国际主流思想、理论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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