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 罗曼

罗马尼亚前总理

1990年当选罗马尼亚总理。1992年至1996年担任众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1996年至1999年担任参议院议长，并于1999年担任国务卿和外交部长。2012年再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任职至2016年。

关于当今世界有三大问题：“与全球化到来前的世界相比，我们是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糟糕，还是只是略微变糟？”

三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都是“是的”。世界经济形势当然变得更好了。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那些摆脱了严重贫困的民众而言，生活有了显著改善。相对而言，世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处境有所恶化。但总体来看，大多数人只是对某些大国恃强凌弱的行为感到难以接受，情况只是略微变糟而已。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复杂世界中。过去，当世界各国及其领导人采用并遵守共同的规定规范时，世界虽复杂但有章可循。但今天，这种连贯性荡然无存。人们憎恨金融大鳄的肆意妄为和跨国公司的蛮横霸道。人们深知，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 全球经济发展已被这些“巨无霸”所掌控。

这种现象导致强调民族尊严的民族主义情绪强势回归。

当民众遭遇国际强权的不公待遇时，他们会要求本国拿出应对方案。我们应当谨记，个人的道德观念已演变为自我保护。国家之所以出现，根源在于保护民众。

这引发了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应对方案之间的矛盾。

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总统宣称“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并声称“未来属于爱国者”。许多发达民主国家的民众对此颇为认同，美国三分之二、西欧和中欧近一半的民众都认同类似观点，即本国需要一个“在必要时能够打破陈规、带领本国重回正轨的领袖。”当这种情绪蔓延至国际合作和国际关系时，必然会抵制多边主义。

随着地缘政治博弈重回国际事务，我们与多边主义正渐行渐远，重返“人各为己”的时代，“自己顾好自己、上帝照顾大家”的观念大行其道。现在大家普遍满怀焦虑，而不是充满信心。而多边主义的目标是减少对抗、增进安全、为全人类提供更多保护和实现共同繁荣。

全球地缘战略博弈阻碍达成更多的双赢成果，体现了自以为是、妄自尊大和抱残守缺的态度。一旦热衷于出风头的领袖上台，国家将如同以往那样，沦为争权夺利而不是共享和平的工具。而且，当一方全力谋求战胜对手时，另一方无法视而不见。

夺取胜利成为双方唯一的选择。中美之间的新冷战可能会将世界再次分为两个阵营。但这次新冷战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它将导致满盘皆输的局面。其中的关键在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世界经济无疑受贸易战所累，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世界经济的起伏与中国为改革经济和遏制过度信贷而进行的断断续续的斗争更加相关。我们可以看到，自2017年初以来，中国的预算赤字缩减幅度达到本国GDP的 6%，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也应看到，社会行为本质上难以预测。冲突何时何地带来了成功与和平，而没有带来巨大的痛苦？近段时间以来，我们正在经历不可持续的协议的僵局。现在是时候采取更为相向而行的方法了。

当前的贸易体系承受着巨大压力，美元仍占据显著主导地位。全球贸易体系的运转依赖外汇储备丰富的经济体（中国规模最大）向美国注入资金流，再通过美国消费者返回这些经济体。这是一个脆弱的系统，因为多边主义并没有带来国际货币多元化。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更大经济基础上发展。2015年，中国每实现GDP增长1元需要超过4元的信贷拉动。2018年，这个比例降至1：2.5。现在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十分惊人。我们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会批评中国制度的某些方面。但也应看到，中国政府“大水漫灌式”刺激经济的做法使全世界受益，欧洲便是首个受益方。西方所说的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与中国提供国家补贴的做法并无明显差异，但如果从意识形态解读，这种差异就变得尤为突出。为弥补生产力落后而提供国家补贴的做法被认为是走上了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但在过”20年间，中国的生产率增长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与此同时，美国积累起巨额赤字支撑了全球生产，世界也从中持续受益。

当无法和平结束贸易敌对时，贸易关系随之瓦解。新的贸易组织形式有望取而代之，即不同国家组建相互竞争的经济合作组织或跨区域集团。结果可能导致对抗加剧，多边共同利益体系折损。这样，我们就从单一复杂世界走向多元复杂世界， 局势将更加不稳定。

《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刊登的社论指出，“经济体是一个个收入和支出的环节 相互连接而成，依靠各方对于经济正常运作的共同预期而联结为整体。”但是，这 种信心正在下滑。多边主义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能推动国际社会更加协调一致。然而，2007-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一趋势。今年7月《经济学人》杂志在头条刊登了一些重要数据，显示全球经济联系已不似从前紧密。

这些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8年的12年间，全球资本流动占世界GDP的比重由5%降至 1.5%，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比重由3.5%降至1.5%。但同期跨国企业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仅由31.1%降至30.8%。这并不意外，现在许多银行不仅规模“大到不能倒”，它们的利润也是如此！而且我们也清楚利润的去向：大多落入这些跨国企业和老板手中，而不是工薪阶层。

多边主义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经济发展和利益共享，但它是否也对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积极作用？

1916年，罗马尼亚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伟大诗人Ilarie Voronca创作了题为《美元波动：最美好的诗》的诗歌。在此也值得引用凯恩斯的名言：“世界经济机器的运作……应当在没有冒犯我们对舒适人生定义的前提下尽可能达到高效。”

恐惧，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会导致市场剧跌。世界经济并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坚韧。有些专家计算得出，由于贸易冲突复杂难解，当前的经济不确定指数比2005年升高了6倍。

正如我之前所说，许多重要关系伴随着很强的不确定性，文化和国民情绪等敏感因素即是如此。当其呈现于外时，有时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预测。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伦敦股票交易所和德意志交易所合并失败。英国脱欧也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脱欧派认为要宣誓主权，重掌本国命运。而留欧派则认为，需要把不同国家的主权汇聚在一起，组建一个更大实体，来应对跨国企业的挑战。从表面上看， 这些观点似乎并不彼此排斥，但从现实看，英国已经被两派挤压扭曲到极限了。

我们正面临全球治理机构解体的潜在危机。

因此，有必要牢记全球资本主义基本机制的作用和目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研究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时，认为应由垄断实体，而不是市场，发挥关键作用。

“资本主义的优势和优越性在于选择的可能”，而“争夺经济优势地位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垄断的推广。”

过去10-15年间涌现出许多大型科技公司。这些企业利用自身实力，坚持不懈地争夺优势地位。

现在的大公司对市场运作同样有着深入理解，并有能力调动、分配资本进行投资和工业生产，实现利润最大化。

当一家大公司消失后，“它意味着父辈和祖辈的——而不是儿子或侄子这一代的——资本主义的消亡。”

垄断需要独家掌控市场供需信息，有时也需要控制资源的供给、分配和消费者资源。但是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也有重要的直接影响，包括工业产出、提高附加值、贸易和就业机会。跨国企业占据全球贸易总额近半壁江山，占全球GDP 的三分之一。经合组织（OECD）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这样的复杂格局意味着“积极活跃的跨  国公司能极大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通过国家政策）鼓励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但忽视国内参与价值链生产的企业，实非上策。”政府对教育、培训和创新等方面的 支持对国民经济和跨国公司实现互利共赢至关重要。

现在超级链接无处不在，我们处在一个“超级链接”世界。这并不令人意外。

伟大的数学家伽罗华（Évariste   Galois）已经证实，许多看起来毫不关联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同一组，这种归类合并从本质上表明，我们能将不同的参与方归类为“相关方”，并找到解决方案。

凡事不可完全预测，意味着凡事没有绝对。我们可以避免多边主义的崩塌。原则应当有，但仅此还不够。全球资本主义所能发挥和延伸的灵活性也不足以达到目的。

因此，应当融原则与务实为一体。这并不是什么新方法，但是当前这种办法能够更好地适应我们所处世界无处不在的技术。信息的巨流和庞大的处理能力为评估投资提供了新渠道。

金融市场正在兴起的计算革命，即机器控制投资，包括跟踪经济形势、调度资金投入等，应当遵循市场监控的核心原则。

大型科技企业或将在制订管理世界数字基础设施的国际规则中有一定话语权。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企业外交政策。它更加稳定连贯，有助于建立互信和吸引顾客， 因此与政府外交政策不同。

这些大型企业的参与能确保对隐私安全和信息传播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跨国企业的外交努力应当予以鼓励。

多边主义不是某一决定产生的结果，而是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个自然过程。如今，在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多边主义成为各国决策选择的结果。也许，导致“东西方不可调和的冲突”（丹尼尔•曼德尔森语）的根本原因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不断显现，出现的问题、挑战以及应对的奇思妙想都与此相关，而所谓的“确定性”正逐渐过时。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不断摩擦融合，导致文明与文明机构追求的“肮脏权力”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多数难以控制。指导经济发展的机构必须予以改革，以更好地应对当今陌生而崭新的世界。在没有协议得到认真遵守、没有规划来确保国际秩序最低限度公平的情况下，这个世界的稳定是否还能维系？ 我们需要彻底检查和评估全球化的代价，这样才是公平之举。

我们既需要共同的国际情怀，也需要热心社会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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