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尼洛 • 图尔克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

2007 至 2012 年担任斯洛文尼亚总统。1992 至 2000 年担任斯洛文尼亚第一位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曾任全球水与和平问题高级别小组主席。他在少数族群和人权事务方面有长期卓著的贡献。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传递的信息

2018 年11 月5 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宣布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开幕。 CIIE 所传递的信息是，中国是未来几十年世界上最有前景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这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好消息。对中国而言，这代表了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新阶段。

这种前进方向并不令人惊讶。观察家们会认可，中国已经从依赖制造业出口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一个内需不断增长、服务业重要性迅速提高的现代化经济体。只需一项统计指标即可告诉我们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故事：2006 年，中国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出口总额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5％，到 2017 年这一数字仅为 18％。而这种变化发生在中国高增长率时期，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年增长在 8％左右。这种转变的重要程度不难想象：中国经济同步增长，并越来越多地以国内需求为基础。不难想象 , 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市场。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 CIIE 开幕式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景， 即中国未来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世界。这一愿景始于提供一些基本条件的提议，例如降低关税，简化通关和其他行政程序，以及更广泛地扩大进口商品的市场准入， 这非常必要而实际。

但未来几年还有更多的提议：为外国投资者提供自由化和改善的投资环境，重要的是开放服务业，包括电信、教育和医疗服务等领域。在此背景下，习主席承认外国投资者的实在利益与中国国内供应短缺相结合所带来的机遇。习主席认为，这些短缺可以通过国际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合作来弥补。

服务业的活动应该有助于中国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此外，应该推动包 括知识产权领域在内的新的协同发展。应通过科技合作促进创新，从而加强中外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了解。为进一步推进开放，习主席宣布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 为发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模式提供条件。

尽管一些西方评论家表达了怀疑，但在 CIIE 表达的愿景仍然受到欢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提出的进一步开放遭到了怀疑。这并不完全出人意料。西方人的思想主要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现有的关税、保护知识产权的现有做法，最重要的是立即获利的可能性。这种逻辑可以理解但不再充分，我们还需要一个中长期愿景。否则，世界将成为短期措施和对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的受害者，这种模式下的所有人都将失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让所有参与者获胜的中长期发展愿景。

诚然，这种愿景要做大量的工作，要消除妨碍今天进一步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的障碍。此外，它需要一个合适的多边框架。不应该假定前进的道路很容易。实际利益和感知利益的多样性、恐惧和地缘政治考虑等诸多因素可能使进一步发展复杂化。因此，有必要了解和讨论这些障碍并找到消除的方法。此外，有必要制定适当的多边体系改革模式。

下文提供了一些想法，可供进一步讨论。

知识产权与技术转让

2018 年 6 月 1 日，欧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发布了正式函件。欧盟要求与中国就“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协定）第 64 条进行磋商。欧盟的关键指控是，中国某些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措施对保护外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的知识产权产生了不利影响（见 2018 年 6 月 6 日的文件 WT/DS549/1; G/ L/1244; IP/D/39）。

欧盟声称中国对外国知识产权持有人施加了限制。由于这些限制，外国知识产权持有人无法自由谈判以市场为基础的合同许可条款和其他技术相关合同。欧盟的函件中包括对涉嫌歧视的批评，称此等歧视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知识产权持有人不利。欧盟强调在合资企业中，中国强制执行对外方具有歧视性的强制性合同条款，并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保护其知识产权的能力。

这些指控是 WTO 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中国与欧盟之间“磋商”的一部分。

即使没有加入法律细节，也可以确定关键的法律和政策问题。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马丁 • 沃尔夫最近指出的那样：从历史上看，每一个后起国家都会抓住那些在技术上更先进的国家的创意，并在其基础上添砖加瓦——通常会引起后者的不满。他接着强调说：“知识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想法是错误的。真正不可侵犯的是创新。知识产权既可以推动创新，也可能阻碍创新。必须在过紧和过松的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金融时报，2018 年 4 月 11 日）

把握技术转让的平衡不是一个新愿望，但在如今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关口，它特别重要。美国和欧盟坚持要求更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正在合理地追求技术进步，限制其认为的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所导致的不利影响。

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超出了国家间关系，或者像上述函件说明的那样，超越了欧盟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欧美公司在稳定与中国关系一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合法利益，必须找到适当的平衡。中国越来越认可这一点。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 7 月 16 日中欧领导人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对恶意侵犯知识产权者要重罚直至倾家荡产……”。

习主席在首届上海CIIE的开幕式致辞中使用了一种稍微温和但又清晰的话语， 他做出了以下承诺：“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这句话表明中国很清楚其需要在外国投资者合法利益与其自身发展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问题是必须要使用何种政策工具。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形式是否足够？ 它们是否足以应对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的挑战？

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变革已经非常全球化。它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 并逐渐帮助世界各地参与进一步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成为第一梯队的参与者。未来的问题是，这一全球化进程是会继续沿着现有模式发展，还是会发生变化。变化既可以意味着全新的全球化水平，也可能意味着技术标准的“湮没”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发展的分裂。技术发展的安全考虑也使观点进一步复杂化。要知道，技术有助于推动军事等国家“硬实力”要素的增强。军民两用技术问题总是难以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前进的道路需要政治智慧和创新。重要的是同意中国的发展是知识、科学和技术全球转移的一部分。中国显然将受益于国际技术转让，这将有助于实现其“中国制造 2025”计划，但其他国家也应受益。挑战在于设计一个能够使各方都能利用未来技术发展的体系。在首届上海 CIIE 开幕式上，习主席宣布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对于未来的新型技术合作而言， 这可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目标应该是能够“共赢”。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有相关参与者都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努力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创新体系和发展计划。欧盟发起的世贸组织磋商不应忽视这一点。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研究和教育中的互利交流与合作，利用中国提供知识机会的能力。让我们回顾一下，创新比保护知识产权更重要。而创新又与教育和文化密切相关。因此，将高等教育和研究合作的发展纳入等式是很重要的，同时要牢记贸易体系本身和 WTO 的中心地位。

WTO 与国际贸易体系

让我们更广泛地看待国际贸易，即超越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在贸易壁垒上升期建立桥梁的想法有多现实？如何通过未来的贸易和国际合作建立桥梁？

鉴于如今全球陷入贸易战，这些问题听起来很熟悉——但鉴于过去几十年来全球贸易发展相当持久且积极，这些问题也是荒谬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1948年美国驳回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哈瓦那宪章》， 认为这样的组织会妨碍自由贸易。取而代之的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该协定作为一种谈判机制用以逐步减少和消除贸易壁垒。几十年来，货物贸易关税急剧下降，数量限制基本消除。非关税壁垒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东京回合贸易谈判中通过的若干协议得以解决。随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期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服务贸易自由化。1994 年，世界贸易组织终于成立。它包括永久谈判机制和有效的争端解决程序机制。十年前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给世贸组织带来一些质疑，但该体系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全球性成功。

鉴于这一有历史且相当持久的进展，对某些商品征收高关税以及全球贸易战的说法听起来既不合时宜又令人恐惧。现有的一套商定文书是否足以解决据称不公平的贸易实践？如果国家补贴违反商定的贸易规则，则可以根据东京回合的补贴与反补贴守则进行处理。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可以通过已有的相关文书加以解决。

然而，不难发现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贸易本身，而是来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贸易限制措施的结合。美国货物贸易中的赤字不足以成为贸易战的充分理由：货物贸易的平衡是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严重受到服务贸易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影响。此外，未来服务贸易的调整似乎也有一定的余地， 可使其包括使用知识产权的许可费。扩大贸易，包括扩大服务贸易，比限制货物贸易更好，更不用说贸易战了。

还应该讨论用什么来调整全球贸易体系以造福所有人？必须特别注意争端解决程序。尽管存在相反的指控，但美国和欧盟在世贸组织之前启动的争端解决程序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争端解决并不总能让每个人都满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争端解决是必要的，改革需要改革的体系仍然是合理的，这样才能使国际贸易更加自由和公平。根据久经检验的约定方法解决争议是推进公平的有力工具。为追求公平而牺牲这样一种工具是不负责任的。

借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2012年在不同背景下使用的一个短语， 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如果认为世贸组织过于僵化，无法有效管理全球贸易体系，那么就应该加以改进。纵观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历史，这将是最自然的事情，谈判是最好的前进方式。

有一些希望的迹象。2018年6月25日，中国和欧盟达成协议成立一个小组， 致力于更新全球贸易规则，以解决当前与全球贸易争论有关的技术政策和补贴等问题。随后，在2018年7月16日第二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双方承诺建立世贸组织改革副部级联合工作组。中国和欧盟似乎将WTO改革作为前进的方向。

只要双方都反对美国的关税上调，中国和欧盟的利益就会重叠。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有共同利益。这一局势看起来像一个典型的以竞争为核心的多极局面。这表明最好的方法需要适当选择多边手段。

让所有相关方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刚刚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日本、需求多样化且快速增长的印度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改善和改革世贸组织的新倡议必须为所有合理利益提供空间。

前进之路

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它也导致了需要解决的严重问题。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环境恶化是最明显的问题。今天的很多根本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大部分是（甚至主要是）社会和政治问题。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日益加剧，世界某些地区的惊人失业率以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都是最明显的例子。破坏性的煽动和沙文主义是当今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而且无论是哪种方式，它们都与全球化有关。

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加以解决。然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贸易体系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必须帮助寻求解决方案。

这种认识并不是全新的。过去曾讨论过将“社会条款”纳入全球贸易协定的想法，包括在世贸组织成立时就有讨论。社会安全网和共享利益意识是当今经济中最迫切的需求。共同利益增强了生活于共享社会的意识。财富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以及由此产生的受暴力动荡威胁的社会分裂是另一种难以接受的可能。

共享社会是可以改革的社会。教育系统、劳工政策、养老金制度和卫生系统的改革是政府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政府需要为这些政策和包括国际贸易体系在内的国际体系留下空间，应该允许政府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将国际贸易降格到竞争力问题过于简单化，不足以帮助解决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

国际体系是否能够设计出有效解决这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框架？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改革能否有所帮助？以及更根本的是：这种谈判能否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进行，以便公众能看到好处和困难？

这些问题尚无明确答案。但讨论是必要的，而从都国际论坛可能是进行此类讨论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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